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有何深刻內涵？該如何“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如何“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張明接受專訪。

問：首先感謝您接受我們的專訪。立足當前國情，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加快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您覺得應該如何理解其深刻內涵？

張明：在改革開放之后，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實施了融入國際大循環的經濟發展戰略。這一戰略具有三個要點：一是利用我國勞動力充裕的資源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二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三是實現“兩頭在外、大進大出”，使經濟運行由國內循環擴大到國際循環。國際大循環戰略的核心，是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并充分發揮自身比較優勢，以對外開放來促進對內改革（以外促內）。毋庸置疑，這一發展戰略取得了巨大成功。

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內外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一方面，全球經濟陷入“長期性停滯”，特征是增長緩慢。在長期性停滯背景下，孤立主義、保守主義、民粹主義抬頭，例如2016年英國公投脫歐以及2018年美國挑起中美貿易摩擦。外部需求變得不太穩定、不太可靠。另一方面，作為長期持續高速增長的結果，中國經濟體量迅速上升，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21年中國GDP總量接近美國的四分之三。自身體量上升之后，再靠外需來拉動國內經濟增長，變得有些力不從心。

在此背景下，2020年下半年，黨中央、國務院提出要創建以內循環為基礎、內外循環相互促進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這是針對國內外環境變化，對之前中國實施的“國際大循環”戰略的調整。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要加快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更是對當前世界形勢作出的科學研判，有助于未來進一步提升我國經濟發展的自主性、可持續性，保持經濟平穩健康發展。

如果說“國際大循環”戰略的核心是“以外促內”，以開放促進改革的話，那么“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核心就是“以內促外”，以改革帶動開放。

問：在“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方面，您認為未來的主要發力點何在？

張明：要增強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與可靠性，意味著要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是持續實現消費擴大與消費升級，其核心是要持續提高中低收入階層收入水平，實現“共同富?！?。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增長，素來具有投資驅動與出口導向的特征。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尤其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以及經濟體量的放大，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引擎正在由第二產業與投資，切換至第三產業與消費。因此，如何促進中低收入階層的消費擴大以及高收入階層的消費升級，就變得尤其重要。

從供給層面來看，這意味著要大力發展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為消費者提供更高質量、更廣范圍的消費選擇。從需求層面來看，這意味著要努力擴大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因為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很高。而這恰恰是“共同富?！钡念}中之意。例如，如何提高居民部門收入占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如何通過收入再分配糾正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失衡？如何緩解收入方面的地區差別與城鄉差別？如何實現“房住不炒”與建立房地產常態化調控機制？如何促進解決了中國80%就業的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等等。

二是持續推動產業結構升級與技術創新。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使得全球生產網絡面臨沖擊，全球產業鏈可能會變得更加區域化和本地化。中美貿易摩擦的持續意味著再靠“后發優勢”來實現技術進步愈發困難。因此，如何實現國內主導的產業結構升級與技術創新，就變得非常重要。在此背景下，供應鏈的“補鏈強鏈延鏈”成為新的時代主題。

在全球生產鏈變得更加區域化與本地化的前提下，如何確保中國在亞洲以及“一帶一路”沿線的生產鏈龍頭地位就變得至關重要。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必須保持各種類型企業的創新熱情與積極性，要積極調整教育理念與教育模式（鼓勵學生思考的獨立性、主動性與創造性）。

三是要努力促進國內各種要素的自由流動與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

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擁有超過14億人口、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的大型經濟體，但迄今為止，中國國內大市場存在各種要素流動障礙與市場分割，從而不能充分發揮統一大市場的優勢。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出臺了多個關于促進國內要素自由流動、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文件。這些文件如果得到充分貫徹實施，那么包括勞動力、土地、資本、技術、數據、環境在內的各類要素在國內自由流動的程度有望顯著上升、各類要素市場化定價的能力有望顯著增強、國內大市場面臨的市場分割格局有望得到顯著改善。

只有做到這一點，我國才能充分發揮國內超大市場的優勢，吸引全球范圍內各類優質要素流入，實現以內循環帶動外循環的目的。

不難看出，上述三方面工作是從不同層面出發來塑造國內大循環：消費擴大與消費升級是從需求層面出發，產業結構升級與技術創新是從供給層面出發，促進要素自由流動與國內統一大市場構建是從制度與基礎設施層面出發。

事實上，在上述三個方面中，要素自由流動與國內統一大市場構建很可能是更為根本的、更具決定性的舉措。一方面，只有讓要素充分流動，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才能夠最大限度地促進經濟增長，在“分好蛋糕”之前，最大程度地“做大蛋糕”；另一方面，只有構建起具有足夠規模與深度的國內統一大市場，才能更好地支撐我國企業構建橫向成團、縱向成鏈的產業體系，并在此基礎上向全球拓展。

我認為，制約要素流動與統一大市場構建的最深層次障礙在于，地方政府政績考核體系過于強調GDP增長、公共預算收入等指標。在這種考核體系之下，地方政府自然愿意把各類要素聚集在自己的屬地之上，同時會限制本地要素流動至其他地區。因此，要促進要素自由流動與構建國內統一大市場，就必須改變地方政府面臨的激勵機制；而要改變地方政府的激勵機制，就必須改變其政績考核體系，適當淡化GDP增長與公共預算收入等指標，將要素市場化定價與跨區域流動等指標納入其中。

問：在當前經濟全球化遭遇逆風、世界經濟面臨衰退風險等復雜背景之下，“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該從哪些領域著手？

張明：在當前錯綜復雜的外部環境下，要提升國際循環的質量和水平，建議從以下四個領域入手：

第一，從貿易領域來看，我國應抓住全球產業鏈在后疫情時代可能發生調整（縮短與區域化）的時機，進一步強化中國在亞洲產業鏈中的核心位置，盡可能維護中國的全球產業鏈中的樞紐地位。

在強化產業鏈核心位置的過程中，我國應注重發揮兩個“雁陣模式”的優勢：一是國內的“雁陣模式”，也即以京津冀、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為雁頭,以中三角與西三角為第二梯隊，以國內其他區域為第三梯隊的次序發展模式。二是以中日韓為雁頭，以東盟與“一帶一路”沿線相對發達國家為第二梯隊，以“一帶一路”沿線欠發達國家為第三梯隊的持續發展模式?！半p雁陣模式”的構建，既有助于強化中國在亞洲地區三鏈（產業鏈、供應鏈與價值鏈）的核心地位，也有助于提升亞洲產業鏈的完善程度與自生能力。

第二，從金融領域來看，我國應通過“新三位一體”策略來有序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在2010年至2015年，中國政府通過鼓勵跨境貿易與直接投資的人民幣結算、大力發展以香港為代表的離岸人民幣金融中心、中國央行與其他央行簽署雙邊本幣互換的“舊三位一體”策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化在該時期的確進展很快，但與此同時面臨以下問題：人民幣計價功能的發展顯著滯后于結算功能；人民幣國際化在較大程度上受到跨境套匯與套利交易的驅動，從而在匯率升值預期逆轉與境內外利差收縮之后，人民幣國際化發展速度顯著放緩；過于重視發展離岸金融中心，相對忽視了培育周邊國家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于人民幣的真實需求等。從2018年起，我國開始轉變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策略。新的策略也可以概括為“三位一體”，包括大力發展人民幣在大宗商品交易中的計價貨幣地位、向外國機構投資者加快開放國內金融市場，以及在周邊國家與“一帶一路”沿線培養對于人民幣的真實需求。不難看出，人民幣的“新三位一體”策略有助于克服“舊三位一體”策略的固有缺陷，有助于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更加穩定、更可持續地發展?！靶氯灰惑w”的人民幣國際化策略，也可以和貿易層面“雙雁陣模式”的構建有機結合起來，實現貿易與金融目標的相互聯動與相互促進。

第三，從開放領域來看，我國應夯實自貿區與自貿港內涵，并在風險可控前提下，加快國內金融市場開放。

自貿區、自貿港建設方面下一階段的任務，是盡快夯實各自的內涵，結合各省市的資源稟賦與比較優勢，出臺具有鮮明個性化與特色的自貿區、自貿港建設方案，并以此帶動區域經濟更高層次、更高水平的發展。國內金融市場的加速開放，有助于引入更多高水平的參與者、更完善的市場競爭機制，提升中國金融市場的廣度與深度，也有助于促進人民幣國際化。但在此過程中，中國央行仍有必要保留對短期資本流動的管制，以防止跨境資本大進大出加劇國內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

第四，從機制領域來看，我國一方面應充分利用好現有國際多邊機制的作用，另一方面應繼續推動由我國政府倡議或參與倡議的新多邊機制建設。在后者的建設過程中，應該充分吸引民間力量的參與，提高市場化程度，這樣既能降低特定國家對這些多邊機制的懷疑與抵觸心理，又能夠增強這些多邊機制發展的可持續性。

問：國家統計局的最新數據顯示，10月份我國國民經濟總體上延續了恢復態勢。預計，隨著穩經濟一攬子政策和接續措施加快落地見效，我國經濟增速有望進一步加快。展望2023年，我國保持經濟穩健發展的潛在動能將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張明：我們必須看到，10月份盡管宏觀經濟增長總體向好，但也存在不少隱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再度由正轉負，制造業投資與房地產投資同比增速雙雙下降，進出口同比增速雙雙由正轉負，制造業與服務業PMI均低于50的榮枯線，PPI同比增速由正轉負，M1與M2同比增速雙雙下降。上述指標意味著，當前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矛盾依然是總需求不足，導致當前經濟增速顯著低于潛在增速。

2023年，我國將有望出臺一系列宏觀或行業政策來保持經濟穩健發展。一是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例如，將財政赤字占GDP比重重新提高至3%以上，發行更大規模的地方專項債，加大國債發行規模，繼續實施政策性開發性金融工具等。二是實施更為穩健的貨幣政策，例如繼續降低短中期無風險利率。三是進一步加強逆周期宏觀審慎監管。四是針對房地產市場實施更為中性的監管政策。近期，我們已經看到了針對房地產行業的信貸放松，這有助于緩解房地產投資增速的下行。五是避免出臺新的具有宏觀收縮性的行業監管政策。六是針對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政策可能繼續優化。

問：今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呈現出了較為明顯的雙向波動態勢。11月初，人民幣匯率甚至一度跌至7.3下方，而11月14日人民幣匯率出現大幅反彈，單日漲幅創17年來最高，匯率雙向波動加劇引發市場各方的廣泛關注。您認為，近期人民幣匯率走勢的主要影響因素是什么？您如何預判未來人民幣匯率走勢？

張明：2022年初至今，雖然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明顯貶值，但人民幣兌美元貶值幅度遠低于歐元、英鎊、日元等國際貨幣兌美元貶值幅度，這意味著人民幣依然是全球范圍內非常穩定的貨幣之一。

2022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波動，主要原因是美聯儲緊縮性貨幣政策導致的美元指數出現了大幅波動。4月至11月初，由于美國國內通貨膨脹持續超過預期，美聯儲實施了非常激進的加息縮表政策。緊縮性貨幣政策導致美國長期利率快速攀升，美元指數急劇升值，由此造成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貶值。11月初至今，美國10月份通貨膨脹水平低于市場預期，導致美元指數下跌，由此造成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反彈。

我認為，美國國內通貨膨脹率已然見頂，預計未來美聯儲加息節奏與幅度可能放緩，本輪加息有望在2023年上半年結束。美元指數的頂部或在115-120左右，并從2023年中開始下跌。因此，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進一步貶值空間有限，未來一段時間有望維持在6.8-7.4。一旦2023年中美元指數出現趨勢性回落，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有望顯著反彈。